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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微萤(文摘版)

为天文研究工作者、天文爱好者和大众提供有用的信息

 
 
 

日志

 
 

人物(2016 年 7—12 月)  

2016-07-26 14:26:00|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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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李元这颗“星”(2016 7 15 日中国科学报)

蒋筑英:影响时代的光学科学家(2016 7 18 日科技日报)

李元:他已追星而去(2016 7 19 日科技日报)

崔向群:情系观天,扎根大地(2016 8 1 日科技日报)

两位物理学家获授国科大名誉博士(2016 8 1 日中国科学报)

牛顿与悟空(2016 9 3 日科技日报)

霍金中秋卖萌谈嫦娥(2016 9 16 日科技日报)

霍金也聊到了月饼口味(2016 9 17 日文汇报)

夜空中那颗耀眼的“科普星”(2016 9 21 日科技日报)

霍金文章:人类不奔向太空就没有未来(2016 9 28 日参考消息)

智者言: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卡尔·萨根(2016 9 28 日参考消息)

霍金:人工智能或为人类最大灾难(2016 10 21 日参考消息)

天才科学家的凡人缺点(2016 11 7 日参考消息)

机器学习算法量化天文学领域性别歧视(2016 11 14 日中国科学报)

我眼中的诺奖得主丁肇中(2016 11 18 日中国科学报)

心系两岸赤子情——李政道先生与海峡两岸(2016 11 25 日中国科学报)

斯蒂芬·霍金文章: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2016 12 5 日参考消息)

爱因斯坦卓别林曾结缘北外滩(节选)(2016 12 8 日文汇报)

时人语录: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语录(2016 12 14 日参考消息)

 

 

 


中国科学报 2016 7 15

我看李元这颗“星”

编者按: 76日,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科普活动家李元先生去世,享年91岁。从一名天文爱好者,成长为新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先驱者”、著名的天文科普专家,李元先生在他70多年的科普生涯中,开创了中国科普界的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提议、发起并参与创建了北京天文馆的人,北京天文馆则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科普场所。19579月北京天文馆建成开幕,他担任了第一位讲解员;1998年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将国际编号6741号小行星命名为“李元星”……

本版特约几位科普工作者撰文回忆与李元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表达缅怀、纪念之情。

人物(2016 年 7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2005611日,由本报组织的“李元先生80华诞暨从事科普事业60年学术研讨会”召开。研讨会上,李元先生(中)、胡亚东先生(右)和郭正谊先生(左)兴致勃勃地欣赏照片。 马丽摄

 

我看李元这颗“星”

尹传红

得知李元前辈离去之后的那几天晚上,我在散步时数次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放眼向浩瀚的夜空望去,寻觅那一颗已获得国际永久编号、名为“李元星”的第6741号小行星。

什么也没有见着。但我知道,那一颗有了特定名头的小行星,依旧在它所执著的那个轨道上运行,在茫茫的太空中奋进;而在地球上与之对应的,则是一颗璀璨的“科学普及明星”——李元。

是的,这个名字,我在少年时代就已十分熟悉,并且非常景仰。事实上,我之于天文学的兴趣,还有相关知识的获取,最初主要就来自于李元、卞德培和卞毓麟三位老师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和文章以及他们所热心推介、翻译的萨根与阿西莫夫的有关作品。但我有缘见识李元老师,则是工作以后的事了。

19924月的一天,从科研单位调往《科技日报》刚满半年的我,怯生生地来到副刊部交一篇悼念阿西莫夫的文章。当时,屋里人很多,有一位个头不高、满头银发的老人也在座。听我跟编辑谈及阿西莫夫,他忽然转过身来插话说:“阿西莫夫很不简单啊,他写的东西又快又好。”

老人走后,我瞥了一眼他留在桌上的文稿《当代的“科学大纲”——介绍阿西莫夫的》,这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元先生。

5年过后,在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萨根逝世一周年之际,我给报纸策划纪念专刊,特别邀请李元老师撰稿。他很快就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并且还热心提供了一幅非常有趣的漫画——它描绘的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上,见到地球人时张口便问:“带我们去见萨根吧。”

2001年秋,由李元老师举荐,我与他及李大光三人作为嘉宾,共同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纪念萨根逝世五周年之科普专题节目的制作。两期共100分钟的节目在BTV-1《世纪之约》播出后反响热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副总理特意调看,随后又点名邀请我们三人,于同年1123日赴中南海出席国务院科普工作座谈会,并听取了我们所作的专题发言。这对我当然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我非常感激李元老师的提携和知遇之恩。

作为新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与三代国家领导人都有过接触的科普界名流,李元老师有着令我们后生晚辈羡慕不已的经历和荣光。但是,他那种宽厚谦和、平易近人的“格调”,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而他那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的热心肠,在“圈里”也同样有口皆碑。

直面他真诚的笑容,回望他忙碌的身影,倾听他侃侃而谈、引吭高歌,谁感受不到他矢志科普事业那火一般的激情呢?李元老师爱唱歌,演唱水平还挺高,我曾在不同场合听他唱《教我如何不想她》不下三次。有一回众人一脸“坏”笑,逼问他歌中的“她”是谁,他很认真地解释说,他想的那个“她”,是倾情科普的萨根。

卞毓麟先生常常向我们感叹,李元老师为人厚道、心态很好,所以活得很潇洒,朋友也很多。他总结了李元老师待人处世的几个特点,照我看那真是太贴切、太有意思了:与世无争,荣辱不惊;一人在场,大家开心;只要让他干活,别的怎么都行;不管让不让干,他都忙个不停。

李元老师没念过大学,但他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和在科普创作上的成就却不同凡响,为人们所公认。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奋进的动力,但我以为,在李元老师身上,还有着超人的勤奋和过人的毅力。2004年春节期间,我曾给他打电话,说很想去看看他。电话我打过3次,结果3次均被婉言谢绝,他的3次回答分别是:“真抱歉,我正在赶写一个东西呢。”“哎呀,忙坏了,屋子里也乱,回头再说好吗?”“嘿,还是不行。你看咱们是老朋友了,别客气,再找时间吧。”

李元老师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老老少少都爱跟他开玩笑,他哈哈大笑、哑然失笑、莫名其妙和恍然大悟的神情,都令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他早已是满头白发,可我们眼中的他,俨然是一个老顽童、一个老小孩,内心依然很年轻。

20055月,我们一块到上海旅行。途中闲聊的时候,我恭维他说,在中国,他无疑就是天文学图书和图片收藏的“老大”了。他笑了笑,不置可否,但忽然拉了拉我的衣角,有点儿神秘地说道:“哎,我跟你说呀,我手头有一套电视系列片剧本《宇宙》的中译打印稿,中央电视台内部提供,估计全国也没几个人有呢,这可是个……”

这时,我开心一笑,打断他说:“我手头就有一套。”他“啊”了一声,连说“没想到没想到”。接着他又说,很遗憾没有买到《宇宙》图书的繁体字插图版。得知这本书我手头就有,他又吃了一惊,说:“哎,快借给我看看!我一直有个打算……”

听科普界多位朋友提及,近年来李老有意挑选了自己的一些藏书,分门别类后专送“需要并用得着之人”。令我十分感怀的是,200926日上午10时,84岁高龄的李老亲自登门,给我送来了早年出版的一本阿西莫夫作品《洞察宇宙的眼睛》,他对我说:“知道你喜欢,一直在寻找。我老早就写好了字,今天就送给你。你好好欣赏、学习吧。”他在书之扉页写的是这样两行字:“送给尹传红同志迎接2009年国际天文年。”

完成此文之时,看到卞毓麟老师为李老撰写的挽联,颇有感触,录为本文作结。

引万众齐探宇宙奥秘,最喜雅俗共赏,七旬耕耘堪慰前辈;

向领袖叙说华夏天文,惟期雄风重振,九秩夙愿常励后昆。

“教我如何不想他”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30多年前认识李元先生时,我正值不惑之龄,他已花甲之年了,一听我操川腔普通话,他索性用四川话同我聊了起来。原来在抗战期间他是在四川长大,在四川读中学的。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和中国科技馆工作时,经常同他一起开会,听他饶有兴趣的讲话,获益良多,遂成忘年之交。

19985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永久编号6741号小行星以李元的姓名命名,我曾经开玩笑问他:“那颗星值多少钱?”他说:“不好估价,恐怕价值连城。”我又笑问:“可以拍卖多少钱?”他说:“恐怕谁买去也没有用。因为那么远的小行星,你看又看不见,上又上不去,名又不能改,谁买去还是叫李元星,所以不划算!还是以后我死了,就上那里去住。”李老先生走好!我们到八宝山送您到李元星上去!

武夷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在我心目中,李元老师热情、爽朗、率真,与他打交道,完全没有与老前辈接触易于产生的拘束感。我在20011030日《中国科学报》上发表短文《我收藏的卡尔·萨根的五本著作》,以纪念萨根逝世5周年。李老师读到了此文,后来他见到我时对我说:“武夷山,你才有5本萨根的书啊?太少了!我有好多萨根的著作,下一回我送你几本!”

在中国科普界,李元老师是从未退伍的老兵。至少在其87岁高龄时的2012年,还有《中国少年儿童科学阅读:天文》等由他撰写或主编的科普著作问世。我要以李元老师为榜样,努力不断地为中国科普事业竭尽绵薄之力。

李元老师曾在不同场合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现在斯人已逝,叫我们如何不思念这位科普老兵?

 


科技日报 2016 7 18

蒋筑英:影响时代的光学科学家

姚友明孟含琪

人物(2016 年 7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图为蒋筑英(右)与导师王大珩在研究工作(资料照片)。

 

作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原研究室代理主任,蒋筑英曾为新中国填补了光学设计评价领域的科学实践空白。今天,新时代的“蒋筑英们”拓展其研究成果给航天器“擦亮眼”,继承他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的精神品格,为祖国的科研事业默默奉献着。

蒋筑英1962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后考取了我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的研究生。1965年,27岁的蒋筑英毕业后在长春光机所致力于光学研究工作。当时,我国光学镜头的像质评价领域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评价镜头质量只能通过观察成像质量等主观方法,拍摄角度或景物都可能影响成像,这种方法很不客观。”长春光机所国家光学机械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韩冰说。

1965年,蒋筑英带领研究小组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75年,我国进口了一批玛米亚相机和大型轮廓投影仪镜头,蒋筑英团队通过测量装置找到洋货镜头质量上的严重问题——象散、中心彗差、雾状霉点等,并一一拍成照片,交给商检局去交涉。外商在看到详细的检查报告后,连称“中国人有内行”。蒋筑英不仅为国家避免了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且还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对待工作是严谨的内行,对待同事如“春天般的温暖”。原长春光机所四室高级工程师冯秀恒回忆说,蒋筑英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译好誊写清楚后送给相关课题的同志;他曾帮助同事一遍一遍修改论文,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报告时,他让与他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

1982612日,蒋筑英赴成都验收X射线天文望远镜空间模拟装置时,由于工作劳累,致使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615日在成都逝世,终年43岁。聂荣臻元帅为其题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当噩耗传至长春光机所时,大家都感到震惊和悲恸。“即使是他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还装好了实验室窗帘的挂钩,抹好了办公室门前破损的路面,帮助同事家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痛代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 冯秀恒说,蒋筑英去世10年后,他的事迹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使他的事迹影响了更多的人。

生于1981年的韩冰说,凡是出生在长春市的“80后”,几乎没有人不熟悉蒋筑英的事迹。“我就是小学看了好几遍他的电影之后,才下决心在大学报考光学专业的。”韩冰说:“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伴随电子学技术和新材料的不断发展,光学及光电成像设备也在飞速发展。蒋筑英生前所在的机构大部分职能现已并入韩冰所在的质检中心,他的光学传递函数学科成果已经广泛运用在航空航天、地面测控等各类光电成像设备的评价中。

贴近生产、服务民生,在风风火火的科研事业中,韩冰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今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蒋筑英的执着和幸福。随着不久前“科技三会”顺利召开,他们认为科技界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新时代的“蒋筑英们”将沿着前辈的足迹再出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

(据新华社)

 


科技日报 2016 7 19

李元:他已追星而去

我写《李元访谈录》

李大光

人物(2016 年 7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李元一九四五年手绘星图复制品

 

人物(2016 年 7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李元访谈录》 李元口述 李大光、陈曦整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4月出版

 

人物(2016 年 7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李元,原名李杬,中国著名天文学家,科普活动家、天文科普专家,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天文馆事业和太空美术事业的开拓者,中国第一个大型科普机构——北京天文馆创建人之一。

李元在父亲影响下爱上天文,青年时代就决心一生要从事天文普及工作。1943年成为中国天文学会最年轻的永久会员。

1940年代开始,他即从事科普写作,并习惯配上自己手绘的星象图。194911月他在《用行动纪念高鲁先生》一文中明确发出在中国建立天文馆的呼吁。

1951年,李元拜见吴晗,吴晗对他提出的在北京建天文馆的建议非常赞赏。19549月中国科学院拨款200亿元人民币(改币后为200万元)为建馆经费。

北京天文馆筹建后,积极进行收回古观象台的工作。1956年前后,李元曾负责北京古观象台的修复和开放工作,让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天文台与世隔绝数十年之后重新开放。

1998411日发出了第31457号《小行星通报》,宣布将(6741)号小行星命名为“李元”(“李元星”),命名理由为“为向李元(1925年生)表示敬意而命名”。

李元一生发表科普文章数百篇,编著译校图书数十种,进行了几千次的天文演讲、天文表演、天文展览,普及了科学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很多读者正是读了李元的文章,走上了学习天文的道路,进入了天文学家的行列。(叶梓颐)

 

李元是我科学普及研究的入门资历鉴定人、指路人、启蒙人、导师和追随者,同时,我也是他人生和科学普及生涯口述史的撰写人。在他逝世之际,回顾与他同一个办公室工作长达10多年以及后来的密切来往的经历,不胜感慨。但是,认真回想,真正对李元先生的了解,还是从参加由中国科学史专家樊洪业老师主持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的《李元访谈录》写作开始的。

李元人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追求自己的兴趣与自己的理想。从这个角度说,他与其他天文学家的不同之处是,他并没有科学家头上耀眼的学术和研究成就的光环。他是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个人最初的对科学的喜爱而走上科学之路的。

李元的父亲是教育家,也是实业家。其祖辈是山西人。其父亲大概从1918年开始担任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干了将近20年,学校既搞教学、又搞生产,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后来许多学生都成为山西省甚至华北、西北地区工业方面的专家。其父担任校长期间对李元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而后来担任政府官员却未对李元产生什么影响,这可能也是他一生对官阶和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的原因。在我与他10多年的交往中,几乎没有听他谈起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

他的父亲有许多藏书,尤其是科学类藏书。比如《汉译科学大纲》是李元走上科学之路的启蒙图书。《汉译科学大纲》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兼科普作家约翰·阿瑟·汤姆生爵士主编的4大本高级科普著作。汤姆生一生从事生物学研究,并以进行科普演讲和写作而驰名。我国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对此书大为称赞:“要之在普遍科学书中,此书虽不云绝后,亦可谓空前。”他在1923年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中,详细介绍了该书的内容。我国著名学者和出版家王云五1922年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当即聘请多名中国科学社的骨干,分别担任《汉译科学大纲》各章的翻译。这套书后来作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一于1930年编入《万有文库》第一集。它是当时最豪华的科学读物,是精装版的,非常漂亮。除了这套书以外,李元可以在父亲的书房里随便翻阅各种藏书。李元大概仅有十岁时候,就被书中精美的插图锁吸引,从而启发了他对科学的爱好。这套丛书第一本就是天文学,概括地介绍天体系统,插图很好看,给李元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北极光、太阳的火焰、月亮环形山等等。李元开始对天文学和天文知识感兴趣并被天文学深深吸引。父亲的藏书引导他走向了天文学研究,外国和中国早期的科学普及类图书使其走上科普道路,而这条道路,成为他一生的道路。

李元的天文学研究和科普的一生横贯民国时期、解放初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普的初期历史。在《李元访谈录》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李元本人的科普经历,而是中国的科普经历,其中包括早期中国科学图书的出版历史、科学家早期的活动、中国科学家与国外科学家的早期合作经历,更重要的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科学和科普事业的态度。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曾给历届国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讲解科学的科普人。其经历颇具传奇性。谈到与毛主席的交谈,李元先生兴奋地说:“1953223日,毛泽东主席由陈毅等人陪同前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视察。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正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所以由孙克定副台长陪同参观,我担任解说,在古代天文仪器前我把古仪遭八国联军掠夺的历史详细告诉了主席,毛主席指示说,不仅要把被破坏了的仪器修好,而且要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和破坏古代天文仪器的事实向广大群众说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以这几十年来,古台在普及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知识的时候,总是既讲它们的科学知识,又介绍它们的蒙难历史。”李元先生甚至还惟妙惟肖模仿主席说话的语气和口音,以及陈毅元帅与主席的现场对话。

在李元先生与其他几位天文学家的倡议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科普场馆北京天文馆于1957年建立。在北京天文馆建成之后的最初10年(19571967年)中,李元主持对外宣传工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文科普讲解员。1957年在北京天文馆建成不久,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成功。李元与其他天文学家与东德和苏联使馆的科学技术人员合作,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的天文科普展览。数以万计的北京与周边居民蜂拥参观。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拍摄设备不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科普活动没有留下影视资料。在展览期间,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他国家和北京市的领导都参观了展览。李元是接待和解说的主要人员。在天文馆的早期活动中,他还编制导演了许多星空表演节目,比如“环球旅行”“天空动物园”等。北京天文馆还组织群众性的天文观测活动,举办天文讲座,去农村举办科普活动,编制大大小小的天文科普展览。

李元先生在91岁时去世。他的一生不灿烂,但很辉煌。他的一生没有官阶,但受人尊重。他没有煌煌巨作,但其言谈和有限作品却真切感人。在追随名人效应的文化中,他彰显出悠久而凝重的科学文化先人的风范。李元值得我们所有的科学文化人学习。

(作者为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

 

 

科技日报 2016 8 1

崔向群:情系观天,扎根大地

人物(2016 年 7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郭守敬望远镜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获取光谱率最高的光谱巡天望远镜。

主导郭守敬望远镜项目的是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她率领她的团队用12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与超越。

辍学不弃学

在那个重大新闻靠高音喇叭传播的年代,崔向群至今仍然记得她人生中两次重要的“喇叭声”:第一次,是1971年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第二次,是1977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这两次机会,缺少哪一次,我的人生都有可能改写。”

崔向群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从小成绩优异,但“文革”期间,她的求学道路中断了,不得不顺应时代大流,跟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一道上山下乡。

1969年,崔向群被分到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此后3年,她白天跟着师傅修拖拉机,闲时自学高中数学、物理,还跟着一位好友学习针灸。

“我当时的直觉,就是想读书,有书读就好。”崔向群回忆说。

1971年,崔向群获得大学推荐名额。然而,上学道路最初并不顺利。她的分配指标从上海某医学院,换成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专业也从计算机专业调到光学仪器专业。

崔向群对医学颇感兴趣,但仍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对我们那代人来说,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就不错了。”崔向群说。

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高音喇叭响起。崔向群兴奋地跨上自行车,骑行40里山路,去县城报考研究生。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她全身心投入复习……

一年后,崔向群成为“文革”后中科院招收的首批研究生,开启了天文光学研究的新征程。

学以致用

大学毕业后,崔向群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工作。但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

当她从南昌乘火车、转汽车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仪器厂时,厂里组织干部问她:“你怎么要到山里来?我们想出都出不去呢!”

仪器厂没有给她安排任何技术岗位,而是让她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崔向群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她说。

弃“小家”为“大家”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有一天,她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

信中,苏定强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构想。由于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项目组希望崔向群加盟。

“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就是参加‘敢死队’,而你就是‘敢死队’队长。”苏定强向崔向群发出召唤。

得知消息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然而,科研背后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解决主动光学、拼接镜面、光纤定位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

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向同事们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对于这么多年的拼搏,崔向群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唯有对儿子成长的忽视,让她感到有些遗憾。当1994年回国时,她10岁的儿子已适应了德国的小学生活,回国后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的生活,成长的经历多有不顺。

“我笃定任何事情必须要全力以赴,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肯定都做不好。在家庭与事业、大家和小家之间,我做了自认为正确的选择。”崔向群说。(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报 2016 8 1

两位物理学家获授国科大名誉博士

本报讯(记者甘晓)729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举行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向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和菲尔兹奖获得者爱德华·威滕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中科院院长、国科大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国科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白春礼向两位名誉博士颁发学位证书。

仪式上,白春礼首先代表中科院和国科大向戴维·格罗斯和爱德华·威滕表示衷心的祝贺。“国科大此次同时为两位教授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正是中国人所说的‘好事成双’。”他说。

白春礼指出,作为中国最大的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综合研发中心,中科院扮演着研发、战略建议和高等教育三个重要角色。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中科院拥有国科大、中科大以及与上海市政府共建的上海科技大学三所大学。同时,中科院的高等教育注重科教融合,56000名在校生中绝大多数是硕士、博士研究生。

白春礼表示,只有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国科大才有望跻身世界前列。为实现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国科大需要更多地依靠科学大师,包括戴维·格罗斯教授、爱德华·威滕教授以及被邀请的在场嘉宾等高水平的国际科学家。

白春礼强调,中科院非常注重国际合作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国际化成就了今天的中科院,国际化也会持续作为今后的重要方向之一引导中科院的发展。“我们相信,科研方面的国际合作能引导我们走向更成功、更高效,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随后,白春礼简要介绍了中科院国际人才计划。据悉,该计划在各个学术层面上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进行支持。白春礼诚挚地邀请在座各位科学家帮助中科院更好地推进这一计划。

此次学位授予仪式由国科大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吴岳良主持。

仪式结束后,戴维·格罗斯和爱德华·威滕在由国科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中科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量子宇宙物理前沿科学论坛”国际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

据了解,戴维·格罗斯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和弦理论家,因揭示了粒子物理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近自由现象,与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06年,他促成了中科院卡弗里理论物理所的建立,并于2011年当选为中科院外籍院士。爱德华·威滕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物理学教授。1990年,他成为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被国际数学联盟授予菲尔兹奖的物理学家。

 


科技日报 2016 9 3

牛顿与悟空

高 爽

牛顿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英国人之一,歌颂牛顿的文章已经有太多太多了。有考据文章研究苹果是否真砸到了牛顿的头上,甚至怀疑掉落的究竟是苹果还是核桃。纪录文章试图还原牛顿的生平,展现一个顽强奋斗的青年形象。科学史文章烘托了时代的槽糕,对比之下牛顿显得光芒万丈……最优秀的牛顿传记作家理查德·韦斯特福尔研究了牛顿生平长达20年,却认为自己从未真正了解牛顿。

剑桥的天气比伦敦好不了多少,一样的阴晴难定。几分钟前还晴朗的中庭,马上就被阴云笼罩,几乎不透光的天空遮盖着三一学院古老的地面。这块不大的中庭地面上,曾经难为过牛顿同时代的精英们。他们只能像躲地雷一样绕过写满了符号的地面,谁也不敢从牛顿验算的沙土草稿上踩过去,生怕自己的行为耽误了牛顿破解宇宙的新秘密。那些符号没有人能懂,牛顿本人也许都记不大住。乌云也好,筋斗云也好,几分钟之后散去了。留下三一学院的中庭,600年后还是那个样子。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愿意把牛顿和孙悟空相提并论。内心挣扎的牛顿,童年没过上什么好日子的牛顿,却身怀证明上帝的绝技,这是神话和童话的力量,让牛顿的家乡到剑桥再到伦敦的这条路充满了戏剧性。花果山落地的是苹果还是水蜜桃并不重要,离开那里走上经院之路便开启了这段传奇。在同学中最低等级的减费生牛顿,就像弼马温那样受尽了白眼和戏弄,经过前辈指点的牛顿和受到观音点化的大圣一样,对未来的探索之旅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充满了不服气。

“我要这天,再也遮不住我的眼。我要这地,再也埋不住我的心。我要这诸神,都烟消云散……”孙悟空可以这样说,牛顿也会这样想。他们都在奋力一搏,再也无法忍受人间或是天上的桎梏。牛顿把一根粗粗的钢针,插入自己的眼角,对着镜子观察插入的动作,用力把钢针向斜后方压,试图绕过眼球……目睹自己的眼睛受压迫后产生的衍射条纹变化,只是为了研究光学。

挣脱大地和天空的桎梏是有代价的,“风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没什么人愿意和牛顿打交道,没什么朋友,没什么人能让牛顿不愤怒,“总是生气,不愿意原谅别人”,这太过消耗精神了,这太痛苦了。踏碎灵霄,放肆桀骜,一个活脱脱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大英图书馆院子里的牛顿雕塑是我最钟爱的牛顿的形象。他脱去17世纪英国贵族的假发套和长袍子,一身轻便,现代发型,机械化武装,手持圆规俯身在测量世界。雕塑源自威廉·布雷克的浪漫主义画作,牛顿坐在海底的礁石上,展卷测量。孙悟空并非屡战屡胜,求助天庭不丢人,暂时丢了师父也不算失败。

 

 

科技日报 2016 9 16

霍金中秋卖萌谈嫦娥

人物(2016 年 7—10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文汇报 2016 9 17

中秋节网络社交圈里“月饼”一词最热

霍金也聊到了月饼口味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今年中秋节,你吃了多少个“网红月饼”?收到多少条中秋祝福?

记者昨天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综合了解到,从节前的“网红月饼”,到中秋期间的霍金聊月饼口味,再到中秋节互送网络祝福,月饼就像是社交圈的“名媛”,成了贯穿整个中秋节最热的关键词,连阿里巴巴因月饼开除员工也“沾了光”。

网友自制“月饼图”送祝福

根据微博的实时数据显示,中秋期间,霍金聊月饼和天宫二号成功发射占据了热搜榜的前两位。而在微信上,“一张月饼图+几句祝福语”则成为朋友之间互送祝福的“标配”,更有不少网友自制“月饼图”,送出DIY祝福。

就连外国科学家也关注月饼。中秋节当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微博上用中英双语发文,从中国传统节日中秋“漫谈”,聊到科学家赏月——中国航天局的探索,最后忽然回到了月饼。“当然啦,吃月饼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霍金留言邀请用户与他分享最喜欢的中秋传统,还有最爱的月饼口味,更着重强调“特别是月饼口味,这个比较重要”。

霍金的“中秋月饼口味之探”立刻成为微博热搜榜的冠军,网友纷纷留言,有的力劝霍金千万不要尝试五仁月饼,有的则推荐了各种奇葩口味。截至记者发稿,这条微博的评论累计超过3万条,转发超过2.5万次。

除了霍金聊月饼,阿里巴巴的抢购月饼事件也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包括一位高职级员工在内的5名程序员,通过“非常”手段“刷”了124盒内买月饼,结果被阿里巴巴通报开除,引发大量网友关于企业价值观的讨论。

社交圈传播有利民俗传承

在民俗专家看来,社交圈的“月饼热”是一种值得欣喜的趋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仲富兰表示,过去中秋民俗的传承,场景大都在线下展开,比如亲友之间互相送礼祝福,或者是民俗学家撰文呼吁关注中秋民俗,很难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力,但如今有了网络社交圈助力,消费者成了参与者,甚至成为民俗文化的传播者,一次随手转发或是一条DIY节日祝福,其互动效果往往比自上而下的呼吁更好,“像霍金中秋聊月饼,因其本身的名人效应,再通过社交圈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对于年轻人认知民俗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外,线上的关注和热度,对于线下的消费市场也有促进作用。比如:上海网民自发评出的多款“网红月饼”,经过网络传播,成为中秋假期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众多消费者购买月饼时的参考,几乎每一款“网红月饼”都需要排长队购买。记者昨天在近铁城市广场“瞒着爹”月饼店外看到,上午11点不到,店内月饼已全部售罄。而京东的大数据显示,京东商城“中秋节”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3倍,月饼销量环比增长超过200%

 


科技日报 2016 9 21

夜空中那颗耀眼的“科普星”

——追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

本报记者 付丽丽

2016917日,又一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幕。而这一天,恰恰是一位老先生去世3个月的纪念日。生前,他挚爱科普,被误认为不务正业;因为科普,曾影响他评职称,做科研。逝后,正是科普,让全国天文爱好者及媒体人士自发前往南京,送他最后一程。他就是很多人心中的“科普之星”——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

中秋前,报社总编辑指示做关于中秋历法的科普报道,记者脑海中第一反应是这事儿王思潮老师能说,转念间,想起老人已经不在了。其实,惦记老人的,远不止我一个,就像有媒体同仁所言,若老师仍在,这个中秋,媒体上定有他教赏中秋月的美妙比喻;天宫发射,他也必会用生动的语言为公众一一释疑……

然而,老人真的离开了我们,他77年的人生定格在20166171133分,留下他挚爱的科普事业,以及挚爱他的天文爱好者,终究化作夏夜星空里的传说……

“做科普 不能让知识烂在肚子里”

1963年,王思潮从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毕业,进入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研究室工作。年轻时,王老师科研做得极好。1970年,即确定陨石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在当时并不被看好。但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30多年后,陨石研究已成为中国天文学界乃至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方向。

“王思潮为社会各界广泛熟知,源于他一门心思扑在科普上,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讲授天文学知识、解释深奥的天文现象。”有同事说。

自进入紫金山天文台,他就参与回复“台长信箱”中的天文问题。老先生的妻子吴秀兰回忆:“他常说,那么多来信足见群众对知识的渴求,科研人员应该担负起公众科普的担子,不能让知识烂在肚子里。”

1994年,彗木碰撞事件引起国人关注。王思潮参加的中国研究小组不仅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比拼、时时更新科研数据,还每天发布预测回答百姓关注,最终在这场国际科普较量中赢得胜利。

退休后,他更把全部精力放在科普上。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任张旸说:“但凡科普讲座,他每请必到。有中小学没钱请专家科普,他知道了就主动去,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经常买票坐公交车赶来赶去。”

没有架子的科普大家

一顶用来遮阳挡风的棒球帽,一身朴素得看不出品牌的衣裤,一个老年人居家常备的布拎包,一双舒服的运动鞋,这就是王思潮出席活动的标准装扮。出门做科普讲座,或者是出席活动,王老经常谢绝主办方的汽车接送,都是自行前往。

“老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从来不跟我们提任何要求!”张旸说,“我们举办任何活动,打个招呼,只要有空,王老师肯定准时到场,也从来不跟我们要什么回报。”

的确,跟老先生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被他的平易近人深深感动。今年初,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宣布,如果当选总统,会把政府关于UFO和外星人的情况公之于众。采访UFO,老先生是不二人选,从1971年开始,他已从事UFO研究45年。

电话打过去,老先生爽快答应,但说当天下午还有一场科普活动,晚上可以,而且还很细心地问记者邮箱,承诺先把UFO的相关资料发来供学习,随后又互加微信,从此,我有幸成为老先生亲手建的微信群——UFO探索研究群”和“媒体交流群”中的一员。

采访成稿,发老先生把关,后又准备报社小讲座,微信中请教细节,老先生都耐心解答,对后辈的呵护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写这些文字时,记者翻出微信记录,那是2016117日,至今恰好8个月,但却恍如隔世。

甘坐科普“冷板凳”

王思潮的父亲王越是暨南大学创始人之一。1957年,王思潮以广东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从此投身自幼热爱的天文学研究。有同事说,王思潮天分高、肯吃苦,肯定能在科研上走得更远。但为了守住科普这张“冷板凳”,他甘愿放弃更高的学术名誉和物质享受。

1976年,吉林发生大规模陨石雨,王思潮跋涉山区、一住数月收集样本,对我国陨石学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上世纪90年代,他与同事四处奔走,一再呼吁我国加入世界近地天体研究,经此,位于江苏盱眙的近地天体探测望远镜最终落成。

葛—汪彗星发现者之一、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葛永良说:“跟王思潮一起研究吉林陨石雨的天文学家欧阳自远,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我能发现葛—汪彗星,都是得益于王思潮的创新。可因为投身科普,王思潮被认为‘不务正业’,职称、科研都受到影响。”

在重大天文事件中发声、编辑科普手册、进行公益科普讲座……近10余年来,他数百次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采访,将深奥的天文现象讲解得通俗易懂。

不仅讲科普,老先生还写科普,他和李泽平著写《宇宙星球大碰撞》,主编《天文爱好者新观测手册》《天文爱好者基础知识》等书籍。去世之前,他还一直在赶两本有关外星人的书稿,其中一本交付了一半,另外一本关于探索外星文明的书只写了一部分。

就是这样一位科普大家,身后留下的唯一房产,是单位60多平方米的宿舍,仅有的值钱家当,是20多年前购置的电视、冰箱。结婚时买的西装是唯一拿得出手的“好”衣服,只有重要会议时才舍得穿。

“他对物质没有要求,买菜都是看到打折才买,但是民间天文活动,他却经常支持一两万元。”吴秀兰说。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老人虽已离去,但他甘于清贫、致力科普的事迹,其用一生坚守的“科普情怀”值得我们去铭记、去传扬。

 


参考消息 2016 9 28

霍金文章:人类不奔向太空就没有未来

人物(2016 年 7—10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参考消息 2016 9 28

智者言: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卡尔·萨根

人物(2016 年 7—10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参考消息 2016 10 21

霍金:人工智能或为人类最大灾难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019日报道】题:斯蒂芬·霍金说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的最大灾难

斯蒂芬·霍金教授说,人工智能的发明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他警告称,如果不加以恰当管理,会思考的机器可能终结人类文明。

这位英国物理学家说:“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兴起,要么是人类最大的幸事,要么是最糟的噩运。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

他是在剑桥大学新成立的一个研究中心开幕式上说出这番话的,该中心将致力于解决人工智能潜在的危险和难题。

对于人工智能不受制约地发展,批评家霍金教授说,技术能够带来巨大的好处,比如消除疾病和贫困。但是,“也会带来危险,比如强大的自动武器或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新方法”。

他说:“它将给我们的经济造成巨大干扰,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开发出它自己的、与我们相违背的意愿。”

霍金发表此番言论的背景是人工智能以超出很多人料想的速度取得重大突破。谷歌的“深层思维”公司今年初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周三,微软公司说它实现了与人同等水平的语音识别技术。


 

参考消息 2016 11 7

天才科学家的凡人缺点

——美媒刊登《爱因斯坦最大的错误》书摘

人物(2016 年 7—12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中国科学报 2016 11 14

机器学习算法量化天文学领域性别歧视

人物(2016 年 7—12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一项利用机器学习对性别歧视进行量化的研究发现,天文学领域的引用率对女性不利。据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估计,由于性别歧视,和男性相比,第一作者为女性的论文引用率要低10%左右。

引用模式上的性别差异此前在科学界有据可查。不过,研究人员之前并未试图对有多少差异是性别歧视导致的结果进行量化。比如,男性和女性可能发表不同类型的论文;女性可能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工作,并且拥有资历较浅的职位。

这篇尚未接受同行评议但已在预印本服务器arXiv上发表的最新文章,试图解释并修正这些因素。文章作者拒绝就论文发表评论,因为他们希望将其提交给《自然—天文学》杂志发表。不过,其他专家表示,分析看上去很可靠。

“这篇文章的新颖之处在于,打破了认为引用上的性别差异可能归因于论文的具体内容而非性别的神话。”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信息学家Cassidy Sugimoto表示。

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2015年发表在5本期刊上的20万篇论文。首先,他们训练机器学习算法精确地计算出每篇第一作者为男性的论文的引用率。这个过程利用了尽可能多的和性别无关的因素,比如论文发表的期刊、领域和年份,第一作者所处的位置以及发表论文已有多少年。

随后,他们让算法分析第一作者为女性的论文。和第一作者为男性的论文相比,这部分文章(自1985年起)的实际引用率低6%左右。不过,该算法预测,这些论文本应再获得4%的引用率。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他们在“衡量性别歧视方面所做的最好努力”,但他们的结果应当被谨慎对待,因为该算法可能还需要将其他因素考虑进来。(徐徐)

 


 

中国科学报 2016 11 18

我眼中的诺奖得主丁肇中

潘国驹

人物(2016 年 7—12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丁肇中

 

前不久,我访问了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它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科学实验中心,有二十几个国家参与,数千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这里合作研究,这次的访问主要是为了增强新加坡与CERN在教育、科研之间的合作。

比如,安排新加坡中学生和大学一年级学生访问CERN,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科学家及大型科学装置。在访问期间,我们也和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有更深入的交流,他还特地为我们一行三人做了45分钟的有关他在国际空间站上放置的阿尔法磁谱仪(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的实验介绍。通过这个仪器,寻找暗物质粒子、研究暗能量的物理本质、探索宇宙起源及演化的奥秘、结合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已成为21世纪天文学和物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据丁肇中介绍,他主持的这个实验有来自16个国家、56个科研机构、600名科学家共同参与,包括了物理、电子工程师、电脑专家等。丁肇中认为:“120年以前,电磁被发现了,然后X光被发现了,当时大家觉得这是很神秘的事情,认为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但现在电磁和X光影响整个人类的生活。”可以预料,“暗物质”一旦寻找到,也将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

丁肇中1936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城,祖籍山东日照市,中学就读于台湾的建国中学,于1956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CERN和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过,于1969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至今。

1974年,他发现了一个质量约为质子质量3倍的长寿命中性粒子,在公开发表这个发现时,丁肇中把这个新粒子取名为J粒子。1976年他因这个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丁肇中有自己的科学品位和判断力,绝不跟着“市场”走。他在与青年学生座谈时,一再鼓励年轻人去进修那些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要相信自己的科学直觉。他的名言是:“一个人在这世上只走一次,应该照着自己的兴趣走。”

除了具备第一流的科研水平, 丁肇中同时还拥有第一流的的领导才能。

如今已经80岁的他正领导600名科学家进行AMS(阿尔法磁谱仪)实验。如果没有领导的才能,是不可能“调兵遣将”,将众多科学家团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团队成员,有的是他的老部下,与他共事40多年,这也说明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对丁肇中来说,所谓处理好人际关系,并非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相反,必须坚持做人的原则,不参与别人的是非,其他科学家之间的矛盾,更不去搅合。坚持用科学才能和专业特长,进行人才选择与工作分配。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要把这支600人的科学大军领导好,而且还得打胜仗、出成果,谈何容易!

丁肇中非常注重物理实验。他于1976年获得诺奖,曾用中文致辞:“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我希望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40年后,我们重读这段文字,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最近几年,“上帝粒子”和“引力波”的发现,都是实验物理的里程碑收获,也是对理论的证实。

如今,丁肇中没有“躺在过去的成果上”,他仍然坚持站在科学前线,刻苦勤奋如初,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100%的时间花在实验上。空间站绕着地球每93分钟一周,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六礼拜天,所以我很少能有私人来往。我从来不到学生或同事家去的。有时候我请他们吃饭,就到办公室吃,他们对工作有怀疑的时候,我就请他们来吃饭,一起讨论。所以一般没人愿意跟我吃饭,因为吃饭的时候就是讨论物理。”

自始至终,丁肇中都清楚自己做科学研究的方向,并且一旦认准,就持之以恒。阿尔法磁谱仪实验项目是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他希望可以在2024年找到暗物质。

现实中,有些年轻人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贪图享受。而真正的科学道路没有休止符,只有加油站。丁肇中这种永不言退、献身科学、追求科学真理的态度,永远是年轻人学习的典范。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报 2016 11 25

心系两岸赤子情——李政道先生与海峡两岸

柳怀祖

人物(2016 年 7—12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1992 5 18 日,周光召(左一)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吴大猷(前右一)、李政道(前右二)一行。

 

1125日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90诞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原秘书长、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撰文,讲述一些李政道先生促进海峡两岸科学界交流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政道先生不仅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工作付出了极大心血、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为年轻人创造机遇——创办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计划”,开启了“文革”后留学之门;创议并帮助中国建立了博士后制度,使中国培养高端科技人才成为制度化;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创办了“秦惠 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 政基金”),使两岸大学生获得基础研究领域研究工作的训练和经验。

此外,李政道先生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国内有关科学与教育单位合办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现代物理中心等,促进了中国学者与国外的交流……这些工作在改革开放初都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已为科学界所公认和赞扬。

事实上,李政道先生还积极奔走于海峡两岸,为促进两岸科学界的交流和推动祖国统一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和贡献。作为亲历者,我想向大家讲述一些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往事。

海峡两岸学会共入国际学会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开始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在我们学会加入国际科技组织的名称问题上,一直与台湾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国际物理学会),就因为在名称上遇到很大的困难而陷入僵局。为此,国际物理学会和海峡两岸都希望李政道先生能作为中间人直接与两岸科学界领导沟通、调解,以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双方都能参加1984107日召开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代表大会。

李政道先生十分热心、认真地向海峡两岸做了大量工作。他分别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及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及其代表沈君山(台湾“中研院”执行秘书)多次通过电话、传真讨论,帮助双方沟通。在得到台湾当局批准后,双方初步取得共识。1984925日,李政道先生与沈君山签署了备忘录。930日,李政道先生抵京后,在机场就与周光召讨论此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101日,李政道先生就此事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建议。经邓小平同志同意,中央批准后,105日,周光召与李政道先生在京签署了备忘录,双方均同意台湾方面用中国台北物理学会的名义参加国际物理学会,解决了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均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的问题。107日,双方得以共同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代表大会。

这两份备忘录的签署,是两岸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人的事情通过中国人自己商量解决的愿望,开辟了大陆和台湾直接对话的途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后来,其他学会均照此方式解决两岸学会同时参加国际学会的问题,也促进了海峡两岸科学家的接触和来往,增加了互相了解和信任。

一次没能实现的两岸高层会面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过程中,还有一段至今从未对外公开的事情,就是海峡两岸高层曾经可能借两岸三台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学术会议,于198510月或11月在美国接触。这比1993年的“汪辜新加坡会谈”要早7年多,而且级别还要高,在当时是十分敏感、十分机密的事情。

19844月下旬至5月下旬,李政道先生应邀在北京、上海、合肥、西安访问讲学。5月下旬在京期间,邓小平、万里、胡启立、邓颖超分别接见了他,其间李政道先生都向他们谈道:“现在中国有三台同步辐射加速器正在建设,其中一台在北京,一台在合肥,另一台在台湾,都拟在1988年完成,这无形中是一场比赛。这种竞赛,搞得好,可以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

他还正式向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提出:“如果进展得好,我拟在1986年,在美国组织一次请三家(指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和台湾同步辐射加速器研究中心)一起参加关于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的讨论会。”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此都表示非常赞赏和支持。

李政道先生返美后即为此积极准备。他先找袁家骝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袁家骝先生也非常赞成。于是李政道先生找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主任萨米欧斯,希望能在布鲁克海文举行“海峡两边加速器讨论会”,萨米欧斯也十分支持。1984611日,李政道先生给中科院负责北京对撞机工程的谷羽同志来了一封特快专递的信,把他回美后与各方面商量的情况及初步安排告诉了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

收到李政道先生的信后,谷羽同志征求了高能所领导的意见并报院领导后,复电李政道先生同意他的意见,同时向中央领导报告了此事进展。邓小平同志于815日作了批示。198410月,李政道先生来北京参加对撞机工程奠基时,与谷羽、周光召等商量后,把“海峡两边加速器讨论会”的时间定在了1985101618日。他表示,他198412月要去台湾,届时尽力设法让台湾的要员参加这个会,希望国内配合,以促成双方高层要员的接触。

1985129日,李政道先生返美后给谷羽同志又来了一封信,告知台湾“政务委员”李国鼎、“国科会主任”陈履安和“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已经同意参加10月份的“海峡两边加速器讨论会”,显然这也是在台湾当局批准后的决定。

这些消息报中央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38日邓小平同志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要参加,主要问题是对方身份较高,我们也必须确定合适人选。”方毅和胡启立同志亦都作了批示。1985315日,中央委托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台湾当局的情况,鉴于台湾政局不定,李国鼎等人10月能否赴美出席这次会议,尚可能有变化。因此,建议推迟到台方决定出席人选后,再报请中央,决定方毅同志是否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根据与李政道先生商定的意见,正式回复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主任萨米欧斯,按会议要求的人数由谷羽、林宗棠和周光召同志分别率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代表团和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代表团参加1016日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召开的国际同步辐射会议。

730日,中国科学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领导小组、外交部联合上报国务院《关于参加国际同步辐射会议的请示》。这个报告上报期间,萨米欧斯来函邀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参加会议。同时李政道先生还邀请了负责北京对撞机工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参加这个会,北京市同意了。这样,828日,上述三部门又专门上报国务院《关于卢嘉锡、张百发同志参加国际同步辐射会议的请示》。这两份请示国务院都批准了。

1985101618日,“专用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及使用国际讨论会”如期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举行。但是由于当时台湾当局未能突破他们对大陆的“三不政策”,李国鼎和陈履安等要员并没能来参加。因此,方毅同志也就没去参加。于是这次会议就从双方高层接触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学术会议。但这次会议开启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这个功劳应该说是李政道先生和袁家骝先生的,特别是李政道先生,他费了很大精力来促成这个两岸学者的会议。

促成吴大猷先生访问大陆

此后李政道先生又精心策划,多次与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商议,终于在1992517日促成了当时85岁高龄的吴大猷先生,以参加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的名义访问大陆。吴大猷先生来访是当时台湾在任高级官员正式访问大陆,而且是由中国科学院正式邀请的。因此,此事对两岸的震动很大。李政道先生夫妇亲自赴台迎接并陪同恩师到北京。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知道届时一定会有很多新闻记者要采访吴大猷先生,但他年老体弱,不宜被太多打扰。因此,周光召亲自选定吴大猷先生下榻在颐和园附近的达园宾馆,那里比较安静,外人也进不去。吴大猷先生到达时,周光召等人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这是吴大猷先生阔别46年后首次重返大陆,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不能随便请假,周光召同志专门向党校领导帮我请了一个月的假,让我来负责整个接待工作,全程陪同吴大猷先生。吴大猷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欠佳,对我来说,当然压力很大。好在李政道先生夫妇全程照顾他,他们还让儿子李中清来陪他。李中清从小就与吴大猷先生很亲热,老人也很喜欢他。

吴大猷先生这次访问大陆主要当然是为了参加亚太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有关研讨会和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吴大猷先生认真听了研讨会和学术报告,并参与讨论。在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十分认真,不但看了总体模型,而且坐着轮椅沿着长长的隧道,仔细观察每一部分,并向高能所研究人员提问,与他们讨论。当得知基本上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研究所和工业力量,在短短四年就建成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后,他惊叹不已,高度赞扬。对比台湾的同步辐射装置主要是向外国买的,他感慨地说:“大陆在高能物理方面已取得了世界水准的成就,太了不起了。台湾没有人才,只能买国外的。”他还与李政道先生讨论了让台湾参加国际科学合作项目来促进台湾科技水平的提高。

访问大陆期间,中央多位领导与他见了面,气氛十分融洽。吴大猷先生还重返了30年前任教的北大和母校南开大学,在北京会见了科学界的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王淦昌、王承书、张文裕、卢嘉锡、贝时璋、汤佩松、黄汲清等旧友新朋,并与在大陆的亲友欢聚。特别是在李政道先生的精心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物理学会于531日在钓鱼台举办了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海内外300多位物理学家参加。这是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大盛会,恐怕也是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宋平、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出席联谊会的海内外物理学家。

因为当时吴大猷先生是作为首位台湾现任高级官员访问大陆,因而两岸新闻界对他的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和关注,台湾不少记者是从台湾跟着来的。由于达园宾馆外人不能进,他们就在宾馆门口等,所以达园宾馆大门外每天都有不少汽车等着,我们一开车出去他们就跟着。吴大猷先生此次访问大陆,打破了两岸科学界隔绝40多年的坚冰。很快,应吴大猷先生的邀请,同年68日,谈家桢、张存浩、吴阶平、邹承鲁、李林等7位大陆科学家赴台湾访问,这是40多年来首批访台的大陆科学家。此举被称为海峡两岸科技界的一大盛事。此后,同年9月,赵忠尧、汤佩松、黄汲清等又应邀访台。19941月,周光召应邀率团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两岸产业科技研讨会”,受到了台湾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欢迎。两岸的科学家互访和学术交流,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吴大猷先生送给我一块台湾中研院的纪念手表,多年后,我把它捐赠给了中国科学院院史馆,让它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

 


 

参考消息 2016 12 5

斯蒂芬·霍金文章: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

英国《卫报》网站121日文章】题: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作者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原文提要 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都代表了那些自认为被领导人抛弃的民众的怒吼。这些被遗忘的民众拒绝了所有专家和精英的建议和指导。全球化与技术加速革新使贫富差距日益增大,这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精英须以谦逊之心看待民粹,切实弥补贫富差距。随着资源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我们必须变得比现在更加懂得如何分享。

落后民众渴望发声

作为一名身在英国剑桥的理论物理学家,我这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专属领地中。剑桥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这里有一所伟大的学校。这里的科学圈子甚至更加出类拔萃,我从二十多岁起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在这个科学圈子里,与我共事的那一小撮国际理论物理学家恐怕有时会忍不住把自己看成是尖子里的尖子。不仅如此,再加上著作带来的人气,以及病痛形成的孤立感,我感觉自己的象牙塔越建越高了。

所以,近来英美精英阶层貌似遭到摒弃的现象显然也是针对我的,不亚于针对其他任何人。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英国选民决定放弃欧盟成员国资格,还是美国公众决定接受唐纳德·特朗普为下一任总统,在评论家看来,这些都无疑代表了自认为被领导人抛弃的那些民众的怒吼。

似乎所有人都认同,这是被遗忘者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人用自己的声音拒绝了任何专家和精英的建议及指导。

遭到拒绝的也包括我本人。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之前,我曾警告说脱欧将损害英国科研事业,支持脱欧就是在支持倒退,而选民(或者说至少相当大比例的选民)没有理会我的意见,就像他们没有理会其他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工会代表、艺术家、科学家、商人和名人向国民提出的意见一样。

眼下的重点并非两国选民做了怎样的选择,而是精英们应当如何应对。我们应不应该反过来把投票结果看成是在宣泄粗鲁的民粹主义,认定民粹主义无法认清现实,并企图规避或者限制选票所代表的选择结果?我认为如果这样做将是大错特错的。

贫富差距引发恶果

选票背后暗藏着人们对全球化与技术加速革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担忧,而这种心理完全可以理解。自动化工厂已经裁减了大批传统制造业岗位,人工智能的崛起很可能使就业遭破坏的情况蔓延到中产阶级,只有最需要护理能力、创造力或者管理能力的岗位才能保留下来。

这将反过来加深世界范围内已然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互联网以及由互联网支持的平台使极少数个人只需要雇用很少的员工,就能赚取巨额利润。这种情况无法避免,这是一种进步,但这同样会破坏我们的社会。

我们还必须同时考虑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极少数供职于金融行业的个人能够积累巨额收益,而我们其他人要为他们的成功背书,要在他们的贪婪把我们引入歧途时买单。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居住的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大,而非越来越小的金融差距。许多人发现,正在消失的不只是生活水准,还包括他们的谋生能力。难怪这些人要寻求新的协议,而特朗普和脱欧似乎成了新协议的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在全球的传播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上述差距赤裸裸的本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眼。对我个人而言,能够使用通信技术给了我自由,代表了一种积极的体验。没有通信技术,我根本无法从事过去这么多年的工作。

但这同样意味着全球最繁荣国家的最富裕人群的生活状态明晃晃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无论你有多穷,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能看到。而且,既然在如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手机的人比能够得到清洁饮用水的人还要多,这就等于说在日益拥挤的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贫富差距的影响。

由此带来的后果太明显了:农村贫民在希望的驱使下拥到城里,拥入贫民窟。然后他们常常发现城里没有社交媒体描述的那种天堂,于是又去国外寻找,加入日益庞大的经济移民大军,去追寻更好的生活。这些移民反过来对接纳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状况提出新的要求,消磨了当地人的忍耐力,进一步激起政治民粹主义。

需要全球协同发展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此时此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全人类团结协作。我们面临艰巨的环境挑战:气候变化、食品生产、人口过剩、物种灭绝、流行病以及海洋酸化。

这些挑战加在一起,提醒我们,眼下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目前的技术足以破坏我们居住的星球,但我们还不具备逃离这颗星球的能力。或许一两百年后,我们将在星际建立人类殖民地。但此时此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携起手来,保护地球。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打破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障碍,而非新添障碍。若想做到这一点,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承认,他们从过去到现在都在辜负大众的期望。随着资源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我们必须变得比现在更懂得如何分享。

当消失的不只是岗位,还包括整个行业时,我们必须帮助人们接受再教育,迎接新的世界,必须在他们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提供经济支持。如果社会和经济无法应对现有的移民规模,我们必须通过更多措施鼓励全球协同发展,因为这是说服千百万移民大军转而在家乡寻找未来的唯一方法。

我们能够做到。我非常看好我们人类。但这需要所有精英,从伦敦到哈佛,从剑桥到好莱坞,都吸取过去一年的教训。而且首先要学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态度。

 


 

文汇报 2016 12 8

爱因斯坦卓别林曾结缘北外滩(节选)

本报记者 祝越

站在位于虹口区的北外滩,可以眺望外滩万国建筑群,也可以看到对岸浦东陆家嘴地区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及上海中心等摩天大楼。

不同于外滩的传统欧陆风格建筑,也迥异于陆家嘴的现代化高楼,虹口滨江建筑群兼具历史与现代魅力:1846年建成的浦江饭店比外滩最老的建筑还要老;正在建设中的白玉兰广场比陆家嘴最新的大楼还要新。

在这里,爱因斯坦得知获得诺贝尔奖

虹口北外滩区域东起大连路秦皇岛路,南临黄浦江和苏州河,西抵河南北路,北至海宁路周家嘴路,其中临近黄浦江的滨江岸线2.5公里。这段不长的岸线上曾有一座汇山码头,是多位世界名人登陆我国的起点。

1843年,上海开埠,凭借水路相连、交通便捷的优势,海内外移民、侨民大量积聚虹口,形成华洋杂居、五方共处格局,虹口也成为上海的重要通道和近代工商业创办最早的地方。当时,大量的移民、侨民,从北外滩码头进入上海。

1931年,完成作品《城市之光》后,卓别林与他哥哥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隔五年,卓别林又于1936年来到上海这座东方之都,并再次下榻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卓别林曾在上海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它能写出未来的结局。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听时间的低喃,历史的轻诉。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与北外滩有过一段短暂而美丽的缘分。19221113日,爱因斯坦夫妇在赴日讲学途中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得知自己获得了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的大学生们齐聚为这位科学家欢呼。爱因斯坦当晚下榻于礼查饭店304房间,在上海期间曾说过: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参考消息 2016 12 14

时人语录: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语录

人物(2016 年 7—12 月) - wangjj586 - 星海微萤(文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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